《IT经理世界》2011年5月策划了一个大专题“C时代生活”，其中多处引用了对《网众传播》作者何威的采访，下文中引语部分即来自何威陈述的观点。所谓“C一代”，指的是Connected、Cloudliving以及Computerized的一代，与“网众”、“网络化用户”有一些相似之处。以下这篇报道来自《IT经理世界》记者何菲。

C一代驾到！他们不仅出现在地面上，还生活在“云”中；他们密布于城市，也将“下沉”到农村；线下的沉默寡言，并不妨碍他们在网上积累声望；他们习惯触控与交互，任何屏幕都可能带他们“穿越时空”。

上海。Tony已经一周没有更新他的微博了，再次登录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被朋友们@了一圈：“喂，还活着吗？”他们问到。对Tony们而言，当你在互联网上消失的时候，人们可能怀疑你已经不复存在。

北京。林凌发现一个中年妇女正试图看清楚路口一个“灯箱”上的文章。他走过去，下意识地伸出手在屏幕上一点，上面字体和照片被迅速放大了数倍。“然后你可以点右上角这个图标把它关掉，再继续看其他的文章。”他对那个呆掉了女人说道。即使是第一次见到这个玩艺，他也不需要任何讲解——“任何屏幕应该都已和我们对话。”

西安。齐小姐每个月都要和快递员见好几次。她常去逛的一家网店有专人负责给她所在的小区送货。她不认识几个邻居，“但是我能很快认出那个快递员。”快递员比邻居更了解她。知道她家几口人、爱吃的零食、阅读喜好、手机型号甚至她的内衣尺码……

圣迭戈。Debbie在现实生活中有四种关系：圣迭戈朋友、洛杉矶朋友、家人和跟她学习游泳的小孩们。Debbie在洛杉矶最要好的朋友中有一些在男同性恋酒吧工作，他们拍了一些照片上传到Facebook……这些照片，你懂的。Debbie在这些照片下留言，于是悲剧发生了——她教游泳的孩子们也看到了这些照片。Google UX团队成员之一保罗•亚当斯试图借此说明：现实中Debbie在各个群体的生活可以互不相干，而现在的社交网络将他们都连在了一起。

香港。谢达每过一阵就要打开他的Evernote。事实上，对于那些可以在电脑、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上使用的个人管理软件他都愿意试试。他的记忆力依然很好，不过他已经习惯将部分大脑的功能“外包”给电脑，他还有相当一部分个人数据被存储在“云”中。C一代驾到！他们不仅出现在地面上，还生活在“云”中；他们密布于城市，也将“下沉”到农村；线下的沉默寡言，并不妨碍Connected、Cloudliving以及Computerized——这就是C一代。永远在线、在“云”中生活并且越来越人机合一。

网络化的个人主义

C一代们随时准备连通世界。网络化的个人主义(network edindividualism)加速兴起，人们作为个体将被予以更多的重视。

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与城市，手机将优先向你推荐你曾经搜索过的某类菜系的餐馆信息，数据挖掘使之变得轻而易举；你在某个网络社区结识的朋友就在右转第三个街区；想租车或者拼车的话，也有软件帮你的忙。

这些都是属于你的个性化信息。它们迅速识别你身处的时空，提供基于“客户定制”的商品与服务。“build to order”将是大势所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认为。

知道你的过去与现在已不再具有挑战性，科学家们试图预测人们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近两年来，麻省理工(MIT)的AlexPentland通过智能手机跟踪了校园内60个家庭的运动轨迹、人际关系、情绪变化、健康状态和消费习惯，试图找出人们工作和娱乐的行为模式。

传统的时空概念进一步瓦解了。随时在线的生活方式进一步超越了在物理空间共存感之上的“小盒子结构”

美国社会学者威尔曼把社会网络分为三个时期：Little Boxes(小盒子结构)、Glocalization全球地方化的社会结构(即location to location)和“Networked individualism”网络化的个人主义，后者建立在person to person基础之上。

小盒子时期，人们被束缚在传统家庭、单位或社区等物理空间之中。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关于人的定义常常表现为“某某家的”、“某某单位的”，或者“某某街道的”。大部分人生活在体制之内，社会资源基本上由单位或社区配置。档案调动、住房分配、结婚生子甚至家庭纠纷的调解都在家庭、单位或社区的掌控之下。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与信息向互联网迁移，以家庭或组织为初始单元的传播模式正在被颠覆。“人们使自己成为社会网络的中心节点”，数字媒体与创意产业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教师何威认为。

 

C一代正剥离家庭和组织所赋予的各种标签。“某某家的”、“某某单位的”可能不如他们在某个论坛的著名ID或者某个独立博客更有辨识度和影响力。基于血缘、地缘、学缘建立起来的关系，正在被建立在业缘和共同兴趣基础上的关系所替代。互联网将更多基于人而不是信息来组建线上网络。

利己与利他

C一代们依然参加同学聚会，但对参加某个兴趣小组可能更有兴趣。在社交媒体比如微博上的好友分组将泄露人们的注意力是如何分配的。那些弱联系——通常是你感兴趣的名人、明星或业界同好——是否更加吸引你的注意？有多少对熟人的关注仅仅是礼节性的？你是否在扩张个人社会网络中投入了更多精力？

“人们的社会交往将更加纯粹地利益化。”何威认为。在集结了海量数据的共享内容的网络上，人们“既利己又利他。”

一些在线社区正试图打通人们生活中的不同圈子，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想法，和多年前的朋友联系上也很神奇。然而这个庞大的社交体系却缺乏一个核心内容：基于共同语言的认同感。

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互联网上无偿贡献自己的才智。某个生活中看起来冷淡疏离的人可能正在维基百科上贡献词条；越来越多的人渴望通过互联网收获个人声望，他们热心公益、参加协作或提供援助。当你向社区向一个著名驴友请教某地旅游攻略的时候，有人正从点评社区上发现你推荐的一个不错的咖啡馆。

正如威尔曼所说，“人们通过各自的社会网络获取信息、协作、秩序、支持、社交和归属感。”

利己行为与利他行为在此并无简单的善恶之分。利己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过滤了无用的信息。当信息超载而不是匮乏时，或者说有效信息比信息本身更重要时，甄别与选择信息就比获得信息更重要了。高质量的个人与信息，永远是稀缺的。

利他行为则创设了更多信息，虽然信息质量因人而异，但越来越多的信息开始在互联网上出现时，人们既是海量数据的消费者又是制造者，维基百科精神正加速渗透，人人都参与组织社会，投入到“众包”之中。

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的预言已经实现：“网络而非公司才是运作单位。”合作与网络化，是分担成本、风险以及掌握随时更新的信息的唯一出路。

无限与有限

C一代的群体正无限壮大。他们将包括并重新定义“数字原生代”和“数字移民”。北卡罗来纳大学的Marc Prensky把伴随网络成长的一代人称作“数字原生代”(Digital Natives)，在技术爆炸之前成长起来的则被称作“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

最近有调查将我国8至19岁青少年视为数字原生代，占全国人口的17%。他们的手机和网络都保持了随时接通的状态。调查显示，8~11岁的小学生17%拥有移动电话，他们联网之后主要是玩在线游戏。15~19岁的高中生拥有移动电话的比例达到94%，他们经常下载、聊天和听音乐。

然而ipad为代表的平板电脑将促使数字原生代低龄化。一些读幼儿园的孩子希望“像糖果公主一样漂亮。”iPad上一款给美少女们换装的游戏开启了她们的审美意识。她们懂得裙子要和鞋子包包搭配才好看。

群体的激增将使得被储存在云中的数据无限扩大。对数字原生代而言，他们也是真正的“云”中的原住民——出生前，他们的父母记录一切，出生后，他们将拥有越来越完整的网络个人史。尤其是当他们以实名出现在网络上的时候，因为“匿名的人是难以拥有历史的。”何威说。

“Facebook的终极产品形态应该是一个包括时间信息(历史信息)、空间信息在内的全球最大的个人数据库。”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周逵告诉记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所有的产品都是过渡状态。”

社交媒体将使C一代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所谓小世界理论，其实是指小圈子不是那么封闭的，他们之间存在弱连接。”罗家德认为。“而重点是能被沟通。”然而C一代依然要面对社会交往的有限性。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人们认识更多的人，但未必能认识更多种人——异质性资本的扩张远比同质性资本扩张要困难一些。

在豆瓣/QQ群或者其他论坛组群中，你可能属于多个小组。通过“晚睡强迫症”、“复古服装爱好者”、和“快闪一族”，你结识了更多的组员，但可能很难和“插花”、“茶道”等小组里的人偶遇。

一些人试图穿过各个圈子的固有樊篱让大家被沟通。然而风险是不小心“可能从桥上掉下去。”资深互联网专家胡泳认为。那些率先出来频繁与公众微博互动却被网友逼退的政府官员便是例证。

即使是同质性资本，彼此联结的广度与深度也是有限的。人们的圈子能扩张到多大？有研究发现，“在一个工作场合，即使是最适合大量工作的人也只在1000人左右。”罗家德说，“而且到达这个程度之后就基本上停止扩张了。”

另一个有限性则是，C一代们的社会资本是“动态生成的”。何威认为，“容易得到也容易失去。”

那些热衷于扩张联结外界的C一代及其家庭成员还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在维护社会资本这件事情上，个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与沟通有关的新技术似乎总在重新定义家庭环境。曾有人担忧电视瓦解家庭时间，发起了“关掉电视一小时”的建议，试图重新恢复家庭会议。而C一代们将更加减少与家庭及周边朋友的物理接触——更多的时间他们奉献给了触摸屏。你会介意对方在你说话的时候不停在手机上点击吗？如果你不会，也许你自己正在这么干。

Big business 与 Big brother

互联网比本土社区甚至家庭更了解你，这一趋势加剧了隐私的消逝。一些热衷于在网上“签到”的单身女性曾遭遇打劫，打劫者承认是追踪她们在Foursquare上发布的地理位置信息之后实施的“精准作业”。有人正在经历家庭危机，社交网络根据MSN地址向他的妻子推荐了其前女友并建议关注。德国政治家Malte Spitz把德国电信告上了法庭，因为在过去6个月里，运营商记录了3.5万次位置信息。

社会网络正被重新构建，人们彼此更加透明。人们的社会交往场域不断扩张，其代价是，不断让渡个人空间。随之而来的是隐私之死。

当有报道称苹果、微软和谷歌都在搜集用户位置的相关信息时，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的回应是：“苹果不会追踪用户的iPhone手机。”他宣称苹果目前正在收集匿名的流量数据来建立来自于大众的流量数据库，目标是在未来两年时间里向iPhone用户提供改善后的流量服务。

即使人们相信他的说法，也依然要面对一个悖论。数据越海量，你能获得的服务可能更优质，被出卖的风险也越大，比如个人信息被滥用。对于那些商品和服务的提供方而言，“知道你越多，服务得越好，但也同时越来越没有隐私。”胡泳认为，“隐私作为一个道德概念会完全死亡。”

归因于技术的想法值得怀疑——你可以选择不参与这个游戏。然而，那些隐匿于技术之后的力量不允许你这么做。因为这是个“Big business(大生意)”，那些企业家们告诉你。他们没有告诉你的是，他们也将成为“Big brother(老大哥)”。

“就像《Enemy of the State》一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打了一个比方。这部影片中，由威尔史密斯饰演的迪恩家中被装了监视器。他身上的一切：手机、手表、皮鞋和衣服都被装上了跟踪和窃 听装置，而他毫不知情。如果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他也永远不会知道。

利诱与驯服

C一代为什么对连接世界乐此不疲？

不久前，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宣称，Facebook是“人类发明的最惊人的间谍机器”。“在这里，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全面的有关人及其姓名、住址、彼此通信、亲属乃至人际关系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全都可被美国情报机关获得。”他认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向其Facebook资料中添加信息，都是“在为美国情报机关免费打工”。

“免费打工”的原因是复杂的，当前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消费者经历了被利诱的过程。”何威认为。利诱与被利诱的主体和客体有时候会发生变化。人们在被利诱的同时也可能参与了对他人的利诱活动。全球分布协同生产的趋势之下，公司边界趋于模糊，雇佣关系更有弹性，个人常常身兼数职。

对于某家汽车厂商，你是消费者；对于某个视频网站或维基百科类网站，你是一个贡献或整理知识的内容制作者；一家公司的新品研发做了关键调整，这源于你“被提供”的消费偏好等数据；某个品牌的大规模口碑传播中，你可能承担了一部分销售人员的工作。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以在一个静态的节点上，探讨彼此的关系：为什么人们会被利诱？

无论人们以何种角色对接网络，他们都在进行某种交易。他们是海量数据库的贡献者，参与了“云”的创造、同时又是“云”的消费者。当交易将使他们获得更多物质优惠、更高的社会声望与口碑或者更多便利的时候，连接网络的行为将获得鼓励。

即使没有收获物质与声望的欲望，当社交网络集结了太多社会资源的时候，人们就有可能出让隐私：他们渴望收获信任。于是他们开始主动实名，或者类实名。在线社交网络提供了多个选项，让人们针对不同的用户设置不同的个人信息开放程度。那些更加透明的人将有可能获得更多的信任。当然这只是纬度之一。

然而，利诱者之所以取得这些阶段性成果，是因为他们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这个巨人就是Facebook，C时代隐私之战的驯服者。

Facebook的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与用户争夺价值观控制权的过程。2006年9月，Facebook推出了“新闻递送”(newsfeed)功能。这一功能可以主动把用户主页上的变动向所有好友进行广播。当时人们还无法接受让好友了解自己的一举一动，这一功能引发了不少争议。对此扎克伯格不为所动。

时至今日，newsfeed已经成为社交网站的标配功能。去年2月，Facebook获得了NewsFeed技术专利。newsfeed之战，Facebook赢了——新技术瓦解了旧观念。需要指出的是，新与旧在此并不天然地代表对与错。

相比之下，Beacon广告平台没那么好运。Beacon是Facebook在2007年推出的另一项引发巨大争议的社交广告服务，该服务将用户在其他网站的行为也公之于众。由于遭到用户的集体诉讼，Beacon于2009年9月被迫关闭。

下一轮争夺的关键在于，像扎克伯格这样“掌握了一大票人的命运的年轻人是如何看世界的。”胡泳说。Facebook的核心商业哲学是：“如果每个人都被暴露，那么谁也无法反对谁。”胡泳认为，“这样谁也不会站在道德高地上。”

但是，只要现实社会的不平等没有消除，网络社会的信息沟就依然存在。简单说来，一个数字化程度更高的人和“只是在技术上实现了连接”的人获得的信息总量与质量就很难一致。“最怕网友充当道德审判(官)。”罗家德表示。一方面存在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生活中存在道德死角，而“道德规范只有在小圈子里才能落实。”

因此，扎克伯格的强硬驯化了一些用户，也让一些人心生恐惧。曾有大批大学生从Facebook上消失，他们担心未来的雇主会在社交网站上发现自己曾经有过酗酒或频繁翘课的经历。

C一代与Big brother之间的战争本质上是新技术发起的世界观之战。“学会新技术的人成为精英，没有学会新技术的人赋予这些精英权威和威望。”这是埃及法老塔姆斯早就发出的警告。

互联网上留下了大量的个人历史，但它们并不全然属于你自己。据说最近有位模特与某富二代交往，网友们把她之前因为成名心切而在某网站发的一些大尺度照片给扒了出来。这位模特请求删贴但被驳回，理由是“帖子发布之后就属于社区公共资源。”

2009年，法国有两名议员向议会提出了一个新的法律概念：“数字遗忘权”。这个概念认为人们应该拥有被网络和数字媒介遗忘的权利，即个人可以依法要求从网络上删除有关本人的某些行为和言论记录。

这一概念的实行目前仍面临诸多难点。尽管人们不甘接受被驯服的命运，他们仍有可能被强行数字化。

那些随时在线的下一代们将壮大C一代原住民的队伍；C一代与父母的关系将更多呈现出反哺教育的关系：比特是他们母语，他们教父母如何数字化；相对于C一代，农村人口或打工者与世界连通的中介相对有限，当地面资源加大向“云”中迁移时，他们除了数字化别无他途。“他们有可能被强行数字化。”胡泳认为。

目前看来，Big brother们——那些掌握了人们的互联网历史和数据的供应商与平台正在成为世界的主宰。然而，C一代们的战斗力不可小觑。他们的分享与协同作业将进一步降低创新成本，缩短创新周期。Big brother的下一个有力的竞争者，将在C一代中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