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底有幸应邀去复旦大学参加了名为“网络化中国：新连接、新交往、新关系”的跨学科学术对话会。除了聆听一批知名学者的高论外，更有感触的是这个会议的“奢侈”。如主办方代表黄旦教授所言，“奢侈”并不在于在复旦之巅光华楼顶层租用气派的会议厅，而是能让与会者充分发言、彼此讨论交流十分激烈，这种时间上的“放任”和主题上的专注，对今日繁忙喧嚣的学术圈才是“奢侈”。参会的体验很是愉快。

以下是我在会上发言的摘要（由本人整理）：

围绕“连接”这个关键词，互联网的全球发展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69年互联网诞生，电脑与电脑相互连接；1993年万维网开放，网页和网页以超文本连接；2000年前后门户、搜索、电商服务成长，解决人与信息的有效连接；2004年起web2.0潮流，推动人与人的连接极大丰富。而中国互联网20年发展史也有相应四阶段：萌芽时期（1994-1999）、商业化时期（2000-2004）、社会化时期（2005-2011）、移动化时期（2012至今）。

“网众”概念与“网众传播”范式的提出，是基于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第三个历史阶段，即社会化时期的观察与思考。有越来越多由普通大众而非媒体从业者发起并参与、非制度化且非商业性的传播行为和现象；有些还经由ICT和社会网络的中介，成为影响公众日常生活、关涉社会政治经济的事件。它们不符合学界对“大众传播”或“人际传播”的定义，又不适合用“网络传播”概念来描述和分析。因此笔者称之为“网众传播”，即由网众发起和参与，由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中介的传播模式、现象与行为。（何威，2011）

在传播与媒介理论史上，“大众”、“受众”、“积极的受众”、“分众”、“用户”等概念先后现身。与之相似，“网络化用户”及“网众”也是一种将人群概念化的方式，是建构，是想象，也带来不同的理论视角，因应现实变迁。

“网络化用户”指的是当今社会中那些积极的媒介使用者，他/她们以跨媒介形态的信息传播技术为中介，与其他媒介使用者相互连接，构成融合了信息网络与社会网络的新型网络，“网络化用户”则成为该网络的节点。每个“网络化用户”都同时身处多个子网络中。这些子网络围绕着某种认同（identity）、“迷”（fandom）或共同兴趣与利益（common interest），在人与人的信息交流与互动中建立起来并不断发展，动态且开放。不同子网络之间经由节点/用户的重叠而建立联系，信息在彼此之间流动往复。“网络化用户”也是社会行动者。（何威，2010）

网众则是由网络化用户组成的群体。与魏尔曼（Wellman，1999；2002）提出的“网络化个人主义”（networked individualism）不同的是，网众不仅是对人际关系网络的描述，而且是跨越公/私领域的传播主体；也是“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集合，与认同、组织和集体行动密不可分。网众也不是经典传播理论所想象的“大众社会”或“小型社群”中的任何一种媒介受众类型，因而可能成为新理论生长的基础。

网众及网众传播概念提出已近六年，其现实语境发生了哪些变化？本文就中国社会里网众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方面“生态”加以简述。虽为宏大叙事，但求勾勒轮廓。

政治生态方面，原则与体制不变，执政理念与风格有异，例如一手反腐整风群众路线，一手加强集权与规制。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新近成立，对内“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权安全”，对外以举办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鲁旋风”访美，彰显在国际舞台上的互联网治理话语权与影响力。具体到国内的互联网规制，仍旧延续暧昧标准；同时不同立场的话语和人士得到不同“赏罚”，似乎暗示着政治“气候”。

经济生态方面，“发展”与“发财”这对互相渗透与融合的“核心价值观”，至高无上，结合国家与社会，超越左与右，是中国社会少有的共识（张玉林，2013）。追求效率、利润、高增长的发展逻辑，与消费拜金的“小时代”风潮，共同驱动中国的信息传播产业迅猛成长。媒体产业格局开始出现大转变：疲态明显的报业开始挣扎求存；仍占主流的电视业必须重视从视频网站到互联网电视、盒子等OTT竞争者；电影业戏称未来就是给BAT打工，整合游戏、动漫、网络粉丝的所谓“泛娱乐”概念甚为流行。而最根本的，因网众传播而造成的媒体系统变局，包括每个网络化用户信息套餐组合方式的改变，信息采编播到消费流程的重塑，还有对媒体根本功能的重新反思：网络化用户要的是信息资讯、评论观点、情感认同、行动参与还是生活服务？从注意力到使用时间层面，新闻媒体都不得不跟网众所消费的娱乐产品、服务产品来竞争。

社会生态方面，移动技术改变生活，线上线下进一步融合，位置与场景重要性凸显，从个人行动到社会运动都得到技术赋权；网众传播促进公民社会自生长，但又受到一些力量的压制；社会阶层似乎有固化倾向，攀爬阶梯的困难被普遍感知和表达；社会连接日渐丰富，社会信任却极大缩减，社会资本有得有失；微信日渐崛起，改变了前几年微博“一枝独秀”、是中国社会唯一重大舆论场和讨论空间的状况；但微信以熟人社交为核心的交流方式，其碎片化、选择性过滤信息和群体极化的倾向，又让它难以承担网络社会“公共空间”的职能。

文化生态方面，在强大消费主义、城市大众审美情趣与主流意识形态融合成为当今主流文化氛围的同时，也有比以往更丰富多元的亚文化。网众中较显著的文化潮流包括代表情色、重口、娱乐的“黑丝文化”，意味着选择、迷群、认同的“粉丝文化”，以及来自阶层意识、抵抗性认同并已被商业收编的“屌丝文化”；同时，修辞话语的粗鄙与反智倾向也成为一种趋势（何威，2013）。在这些现象中，抵抗性与霸权共存，小群体认同繁荣多样，社会共识稀缺。

上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不同面向，并非孤立割裂，而是相互影响。它们交织而成了网众传播的现实语境。在语境中再来反观网络化用户，也会获得新的认识。

例如，所谓“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全景监狱”（panopticon）甚至“全视监狱”（omnipticon）的构想越发贴近现实；社交化与移动化的媒体环境中，网络化用户的身份认同趋向真实和固定而不是虚拟和漂移；“观看/表演范式”（spectacle/performance paradigm）在网众传播之中与“分享一切”的理念融合。上述种种，令网络化用户的隐私观念与前大不相同。又如，时间线和信息流的日常媒介体验，让网络化用户处于实时在线的常态，“最新”就是“头条”，历史、现在与未来又不再是线性呈现。网众群体跨地理空间形成，但受到包括地理在内的文化惯习及社会结构影响，O2O（online to offline）的理念与实践更让网众回归身体与地理空间。

在中国网络化用户的常见意识形态光谱中，除了过去长存的“自由多元论”、“马克思主义改革派”、“激进批判的新左派”（李金铨，2004），及“赛博民族主义”（cyber-nationalism）之拥护者外，似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利己犬儒主义者”。这一类人好像老成圆滑、世事洞明，一句“你懂的”说出了其认为人人都该了解的潜规则和灰色地带；他们不激烈，但也没有信仰，不相信世界和社会可以改变，认为现状皆有合理之处，最大的追求是做好自己，与“发展”和“发财”的“主流意识形态”天然合拍；从“60后”到“90后”，这一分类都大有人在。

网众传播带来更多元芜杂的信息，凸显曾经潜藏的矛盾与冲突，也带来不同观念对话的机会。但现实语境——这个语境也包括仍在扩展的网众群体、越发普遍的网众传播以及中国网络化的进程本身——是否能提供足够的资源与空间，让形形色色的连接关系对个人与社会真正具有意义？如果我们承认现实的可建构，行动者的能动性，那么围绕网众概念的思考将是重要且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何威（2010），《网众与网众传播——关于一种传播理论新视角的探讨》，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第5期。
2. 何威（2011），《网众传播：一种关于数字媒体、网络化用户和中国社会的新范式》，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3. 何威（2013），《网众：传播机制和文化心理》，《文化纵横》，2013年12月号，p35-39
4. 李金铨（2004），《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张玉林（2013），《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2013级新生入学典礼上的演讲》，见光明网：《张玉林：认识这个时代 与它保持距离》，http://www.gmw.cn/xueshu/2013-09/20/content_8960603.htm （2014/11/26访问）。
6. Wellman (1999). Networks in the Global Village, Westview Press, Boulder.
7. Wellman (2002). Designing the Internet for a Networked Society: Little Boxes, Glocalization, and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这是我在2013年12月29日、由《文化纵横》杂志与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主办的“意义互联网与适当社会”研讨会上的即席发言，之前没有准备，所以主要是回应了他人的发言，自己立论不多。这个跨学科的研讨会由《文化纵横》杂志执行主编高超群主持，除了本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师何威）外，与会发言者还包括：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赵汀阳、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所长王俊秀、财讯传媒首席战略官段永朝、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周濂、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吴强、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中心主任师曾志、北京大学民族中心执行主任张健、《文化纵横》杂志执行副主编余盛峰、《文化纵横》杂志社编辑李谦。

所有人的发言可以在文化纵横或者腾讯文化的网页上找到。

我的专业背景是传播学，但我自己更愿意定位为媒介社会学。今天参加这种跨学科讨论，对我启发非常大。不敢说评议，下面说一些针对诸位观点的个人想法。

听过赵汀阳教授和王俊秀老师发言之后，最初的感觉是两人的观点，包括此前发表在《文化纵横》上的两篇文章，有方向性的差异。似乎一个是“实然”，从目前局面推导出的未来最可能的走向，这是赵汀阳教授的文章；而另一个是“应然”，就像王俊秀老师的文章和发言描述的，是一个愿景，希望走向一个恰当社会。因此前者看起来悲观一点，后者显得乐观一点。

赵教授的发言带来特别多的启发，非常具有想象力。我想做三点回应。

第一，您提到，在当今近未来社会更多的是技术和系统的支配或曰垄断，我们作为消费者愿意接受优良服务，在被事先安排的多种选项中作出选择，因为这样的服务和选择的方式可能是很舒服的，很便利的。这一点我很赞同。我之前写的《网众传播》这本书里，也提到相似的观点。比方说，政府这些年一直在推动网络实名制，但效果不太明显，还常常遭到批评和反抗；但是随着互联网进一步普及，事实上的网络实名制其实已经比五年、十年前明显得多了，促成它的与其说是“威逼”不如说是“利诱”。比如网站间的联盟与数据开放共享渐渐成为潮流，各个社交平台相互打通，一个新浪微博帐号，可以登陆各家不同网络的服务。这确实方便了，但也意味着让渡了你的一部分隐私权利给不同的公司。这些公司不仅知道了你的某个帐号，而且把它跟你在网上的行为联系起来，你的浏览、关注、收藏、分享、评论、好友关系等等。包括你在电子商务公司购物的时候，你过去的选择、你的好友情况等会决定网站给你推荐的结果，你会喜欢这样的推荐服务。说起来，这些现象也不是全新的东西，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霸权（HEGEMONY），在新技术时代的新体现：不是强制的灌输，不是暴力机器的压迫，而是依赖被支配者的赞同和心甘情愿的接受。这不是一个幻想，而是已经发生的现实。

第二，今天不少老师从哲学层面说互联网的事。但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已经非常精细化、专门化，在一些具体讨论中，很多时候用过于宏观化的视角进行判断，或者做宏大的论述，分析未必精准。

比如说，赵汀阳教授提到互联网是典型的言论广场。我们知道，像广场这种形态，它可能更接近于目前我们对微博一类的社会化媒体的使用状况。如果回顾之前的论坛或者BBS，或者是之后崛起的微信等新兴移动社交APP，它们跟微博从内容的组织方式、信息的传播模式、到用户的行为习惯、权力的架构逻辑都是不一样的。把这些互联网产品、平台或社群，都想象成广场的构型就未必合适了。博客大约像个人展示的花园或阳台，BBS可能更像公共咖啡馆式的沙龙，微信则是私人社交式的沙龙。那么里面发生的言论观点传播、碰撞方式，也是不太一样的。

同时宏观化视角也容易导致绝对化。赵老师提到未来的自由可能被定义为从服务的多种选项中选择，而这实际仍是种专制。我想问，到底是给我们一百万选择的局面更好，还是原来一万种选择的局面更自由？是不是有一个绝对抽象的自由在那等着我们去追求？这有点类似谈传播与媒体的时候，经常有人说中国互联网带来了“群体极化”现象，使得意见的多元化受到了威胁。但是，难道互联网普及之前，中国的公共讨论空间比现在更多吗？相对来说，互联网带来的言论空间扩展和意见多元化，还是一个进步。所以，对于存在的威胁要警惕，但是也要避免将某种概念绝对化到非此即彼的地步，要结合具体历史语境比较分析。

第三，我们论述问题的时候会用很多比喻，比如赵老师提到的“江湖”的想象，并提出了公民社会可能有江湖化的危险等。关于“江湖”的想象，赵老师当然会有自己未说明的预设，比如人治而非法治、讲“侠以武犯禁”、恩仇报应、有一套独特的善恶道德观和价值体系等。然而，对于社会新生代而言，他们可能会对新的技术和新的社会现象有自己独特的想象和预设。

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微博上关心严肃公共话题多一些，可能产生错觉，认为大家都会通过微博去关心类似话题。但“90后”甚至“00后”中间，更多的人还是在关注喜欢的明星，追捧《小时代》，玩魔兽世界、英雄联盟。老一辈人常常把互联网与线下生活的关系比喻成虚拟和现实的空间，以屏幕相间隔；但是新生代人是所谓的“数字原生代”，从出生起就很熟悉数字生活，因此并不把网上的行为看的多么虚拟，也愿意为头像、化身服饰、游戏装备等“虚拟物品”付钱，对他们来说，所谓的“赛博空间”只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又例如，有一款流行动作游戏《鬼泣》，主角拥有天使和恶魔的双重血统，而恶魔试图把他不断拖进由邪恶组成的能反射和影响现实的平行世界Limbo中去杀死他。对于《鬼泣》玩家来说，是不是很自然地会把互联网想象为Limbo这样既影响线下生活又有一些不同规则和逻辑的平行世界呢？我的意思是说，新生代会有全新的文化资源来形成他们的想象与比喻，这又会影响到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判断。

还是说回“群体极化”现象，人们加入一个小圈子，其成员意见很相近，因而在讨论中观点会趋于偏激，因为人们会错误地觉得周围的人都赞同自己。但是也存在改变的契机。因为基于社会化媒体产生的社会网络，并不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个一个孤岛，而是一个立体空间中，相互交织和重叠的圈子与网络。因此，也许某人在这个圈子里是韩寒的粉丝，在另一个圈子是宠物爱好者，还有一个圈子是回龙观居民。因为我们同时身处多个圈子，而所有的活动和交流在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中又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可以抵消一些“群体极化”效应的影响。如果我们仅仅把网络中的关系想象成现实中的构型，可能不容易看到这样的结果。

王老师提出的关于适当社会愿景确实很美好，能看到其中希望通过互联网赋权的力量，改变当下集权或是社会僵化断裂的局面。但是遗憾的是在整体论述中缺少了一种批判性的维度。就像赵老师提到的，一定要警惕资本力量或者是资本与权力的合谋。王老师的文章里提到了对应经济、政治与社会三个层面的“意义世界”，但目前来讲让我比较困惑的，就是如何保证互联网会在这三个层面上，天然地、自发地就推动我们走向适当社会？而不是按照“美丽新世界”或其他反乌托邦的套路去演进？

举几个例子：

从描述来看，“适当社会”应该是与消费社会、丰裕社会有不同的进路，大家有节制，适可而止的消费，不是醉心于不断积累财富。但是就以互联网身后的ICT产业为代表来说吧，在座诸位，我们所读的书籍杂志跟几十年前没什么区别，但是各位用的电脑都不太可能是五年前的，手机甚至都不会是两三年前的，整个ICT行业都热衷更快速、更强劲的计算能力、更大带宽、更大存储；云计算，大数据，这些新概念都需要你去颠覆摩尔定律，从电子计算机发展到量子计算机。这一点跟当年的工业时代追求效率、利润、高增长没有区别。

另外，从各大门户网站到社交媒体中，洋溢着对消费主义的崇尚，对财富和资本的崇拜，对日新月异的高科技电子产品的赞扬与追求。这些趋势本身看不到一个让人们可以遏制欲望、追求所谓“恰当”、“节制”的可能性。这种希望是无法寄托在资本、科技乃至互联网本身的。

以及，文中也提到了用户生产，免费地、义务地生产内容，惠及大众。这样的例子确实存在，比如维基百科；但这样的例子确实也不算太多，不算主流。用户生产往往会被各个平台拿来作为自己利润的直接或间接来源，要么直接出售用户生产的内容，要么向广告商出售UGC带来的其他用户资源。有意思的是，现在我们也越来越习惯为了更好地生产内容，而支付更多的费用。比如写博客要成为VIP，要用专业模板和更大的图片存储空间；写微博要交费成为“达人”，等等。还有，各大网站会通过法律方式来绑定用户生产的内容，转化为自己的资产，比如许多门户网站都有用户协议，上面写明了你在上面创造的所有内容，版权使用归网站所有，但用户一般都不会留意，留意的也没法细究，因为你不点确认就没法注册了。

所以，这些例子都说明，简单的把适当型社会和技术进步、互联网发展联系起来，这中间还缺席的是，人作为“行动者”的存在，和主体性的作用。

特别喜欢段永朝老师提的多重空间和多重主体，其中也提出互联网帮助人们回归自己的身体。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当下关于意识上载的讨论，不仅仅存在于科幻小说中，国外已经有大亨出资，和科学家一起在研究如何实现，并且给出了自己的时间表。这是不是重新颠覆了身体的重要性？以及像凯文•凯利等人鼓吹的，互联网终将产生一个“超智能”等观点，是否说明肉体也可能再次回归到不那么重要的地位？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本文发表于何威的网易科技专栏《网众爱数媒》。原文链接为：http://tech.163.com/12/0201/09/7P5T99KA00094M0K.html]

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在这个时空中诞生、成长、繁衍后代，哀恸与跳舞、寻找与失落，活过、爱过、最后死去，这一切的意义和价值，因我们与他人、与周遭所有事物的连接而存在。

两个节点之间，存在单向的传递或是双向的交换即为连接。连接意味着流动。

流动包罗万象，是物质的或/和信息的，是粒子的或/和波的，声、光、电、力、能量、商品、金钱、象征符号、情感、意义、体液……无连接，则无流动；无流动，则世界死寂。

即便仅就人类社会层面而言，与他人连接的数量、频次、程度、方式及整体拓扑结构等，也决定着我们的物理存在及精神存在状态。然而，相对于日新月异、令人目炫的科技，连接的变迁却常被忽视。这或许是因为，后者就像大陆板块缓慢而悄然的漂移，难以发觉，但又至关重要。

你看，那些优秀的科幻小说家，拥有敏锐的洞察和大胆的想象，笔下光年有若咫尺，生命可被制造，时间亦能穿梭。但是，伟大如阿西莫夫，构思不出手机，基地或者帝国仍采用固定通讯装置；浩瀚如弗诺·文奇，想象不到社交网络，在亿万文明之间只存在着跨星系的USENET式邮件组；各种赛博朋克小说，把虚拟现实技术构想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真实或模拟的世界尽可转换为数据，被人类五感直观地接收获取，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有多少新鲜玩意儿？似乎只能数出cybersex了。

当然，总有思想者会察觉这暗流汹涌与巨变沧桑。当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席卷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无数小村镇居民之间原本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紧密连接被迅速地削弱甚至斩断，传统习俗、群体舆论、不成文规范等对个人行为的支持或束缚同时大为弱化。一个个曾紧密连接的小群体由“分子”碎裂为“原子”，并在更大的地理空间——城市内，艰难地重新建立远为淡薄的连接。此后，在各个大陆、各个国度发生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中，也都伴随着类似变化，只是其程度及后果各有差异。

这是关于人际连接的变化。马克思看到了，他在《共产党宣言》里写：“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社会学家涂尔干和滕尼斯都看到了，认为人与人的连接由“机械团结”变为了“有机团结”， “礼俗社会”已经向“法理社会”转型。心理学家弗洛姆也看到了，他指出，一方面人类从中世纪传统秩序的束缚里脱身，日渐获得自由、增长力量和理性，另一方面，也脱离了从前给予他安全感的连接，失去了固定地位，“意味着日渐的孤独、不安全，和日益怀疑他在宇宙中的地位，生命的意义，以及日益感到自己的无权力及不重要。”因之而来的所谓“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有可能成为极权主义发展之温床。汉娜·阿伦特亦有类似观点。

传播哲人麦克卢汉的视界更发散，思维更跳跃。他坚信“媒介是人的延伸”，预言电子媒介的兴盛，将会帮助人类在更大尺度和更高层面上，重温原始人类部落中休戚与共亲密无间的关系；在重新“部落化”的世界上，“环球村”中的居民或许不再那样孤独。

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人与人的连接正在变得越来越稠密和丰盈；失去枷锁的“原子”们，不受时空限制地重新聚合。这一切，拜科技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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